偏激時代來臨——是公共對話，還是惡意開罵？國家兩廳院攜手《報導者》，探索情緒與真相的邊界

在這個分化的時代，我們是否還能好好對話？
當理性語言被情緒淹沒，劇場與媒體能否重新打開理解的縫隙？

 

文｜倪暐

圖｜林韶安

 

時序流轉，秋意盎然。國家兩廳院一年一度的「秋天藝術節」正式開展。這項自2021年起以策展形式推動、聚焦多元當代議題的藝術節，今年主題為「在裂縫中重組我們」，匯集來自臺灣、希臘、比利時與韓國的七檔節目，共二十一場演出，透過當代劇場回應斷裂的現實，召喚集體感知的共鳴場域。

 

藝術節並舉辦三十六場周邊活動，包含節目導讀、工作坊、講座與創作者對談，同步推出Podcast節目《好哲凳》，將聲音帶出劇場，延伸思考的可能，邀請觀眾「穿越裂縫」，尋找理解與想像的下一步。

 

今年，秋天藝術節首度與適逢十週年的獨立媒體《報導者》合作，以「如何開啟對話？」為主題推出多項系列活動。《報導者》十年來累積超過五千篇深度報導，持續挖掘現場真相，提供多元觀點，開拓讀者的思考視野。該媒體亦推出Podcast節目《The Real Story》，透過關鍵當事人現身說法，讓聽眾用耳朵走進採訪現場，聽見記者的發現、幕後的故事與人物生命。

 

在這樣的契機下，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共同策劃Live Podcast現場對談——「偏激時代來臨：是公共對話，還是惡意開罵？」。當媒體越來越分化、立場越趨極端、公共討論空間緊繃之際，活動邀請觀眾與讀者走入現場，參與提問與對談，嘗試從思辨中汲取力量。

 

分化與極化的社會

這場節目邀請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劉怡汝、《好哲凳》主持人劉文以及《報導者》營運長李雪莉三人對談。其中劉怡汝於任內開啟以議題為策展核心的「秋天藝術節」，並實踐「永續」與「共融」價值；李雪莉則是新聞資歷豐富、屢獲殊榮的媒體人；劉文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，長期關注全球性別與種族運動，同時為《好哲凳》第五季主持人。

 

現場亦開放提問，讓不同立場與觀點的人能進行交流，使思辨成為日常，讓尊重與理解成為社會進步的基礎。

 

劉文指出，「偏激時代來臨」的主題源於社會心理學的觀察——「分化（differentiation）」在民主社會中原為常態現象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與立場。

 

但當「分化」走向「極化（radicalization）」時，情況便不同。「如今許多老牌民主國家，尤其是美國，出現越來越多政治暴力事件。這是否意味著人們覺得，意識形態的不同無法透過民主機制解決，而必須用極端手段去矯正對方？」劉文表示，這也是媒體人在當代不得不面對的課題——如何分辨公共對話與惡意開打的界線？

 

李雪莉以自身經驗回應。她說：「我的工作之一，是巡視社群留言與輿論動向。但現在的對話，往往不再是真正的『對話』，而是『開戰』。」她表示台灣雖自豪為多元社會，但如今的狀態更像是「分裂」。「多元（diversity）」與「分裂（division）」其實同源於字根 di-，意為「分開」。多元是建立在共識與共同價值之上，能包容差異；分裂則是將整體切割為敵對的部分。

 

李雪莉認為，從多元走向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三：第一是科技與社群的「裂解效應」，演算法讓人們被困在自己的同溫層，只聽到想聽的聲音；第二是媒體功能弱化，新聞從「探索事實」變成「追貼文」；第三是「新聞的被動消失」。根據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研究中心研究，從2015到2024年，年輕人主動避開新聞的比例急遽上升，連55歲以上族群也開始不看新聞，因為「太讓人不快樂」。她補充，Meta平台上新聞內容從2021年的12%降至2025年的2%，「我們幾乎看不到專業新聞內容，社會於是變成情緒多、事實少；娛樂多、理解少。」

 

劉文補充，在分化時代，「多元」的背面其實就是「碎片化」——從過去「老三台」時代的單一資訊，到今日無限選擇，卻也更容易只接觸自己立場的觀點。

 

劇場裡的真相與共鳴

劉怡汝認為，「多元」是一種稀有的美德。人們太容易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，而劇場提供的，是多樣的真相。「劇場是呈現真相的場域。很多在社會上難以看見的事，藝術家往往能感受到，並轉化成作品。」她說，劇場最大的特質是「現場性」——觀眾在兩三小時的演出與座談中，能慢慢體會藝術家的思考。「或許不會改變想法，但會意識到『原來還可以這樣想』，這就是劇場的社會角色。」

 

 

打開視野  進入盲區

劉文分享，兩極化（polarization）現象自1990年代後成為政治學熱門研究。以美國為例，1994年前，多數共和黨與民主黨選民會在不同時期支持不同政黨；然而到了2010年代，這種「搖擺」幾乎消失。1994年共和黨中有65%的人持自由派想法，到了2014年僅剩12%，變化驚人。「反觀台灣，搖擺選民仍有四成，顯示我們的極化程度尚未失衡。」

 

李雪莉補充，《報導者》創立十年間，前五年台灣言論市場尚稱理性，但疫情後明顯激化。「以前留言雖有批評，但多半想講道理；如今更多是叫囂與貼標籤。」她指出，許多帳號並非真實個人——有的是假帳號、無互動帳號，或只轉發政治貼文。「這些匿名者在沒有責任的情況下可以隨意辱罵，而我們卻必須在透明與可追責的制度下對話，這是當前言論市場最不對等的地方。」

 

劉文表示，資訊爆炸並未帶來理性，反而讓人更難溝通。人們在認知上分裂到連「什麼是事實」都無共識。焦慮外溢，導致群體更緊抱自我認同。「越無法掌控外部世界，就越想待在熟悉的小圈圈。」

 

理性之前  先有同理

在網路時代，公共討論與個人情緒的界線幾乎消失。「一個留言者可能只是想抒發情緒，但對被留言的人來說，那是具體攻擊。」劉文說，當防禦機制越強，人就越難聽見他人。李雪莉補充：「同一篇報導，不同立場讀者能讀出相反結論。這不是誤解，而是人們以情緒理解世界。」她強調，理性討論的起點必須是「同理」，「沒有願意理解彼此情緒的基礎，理性語言便成了一堵牆。」

 

劉文亦指出，現今社會最缺乏的不是資訊，而是信任。人們懷疑每一個帳號是否真實、是否有立場、是否為側翼。「當信任稀缺，我們就只能相信與自己相似的人，結果更加分裂。」

 

李雪莉認為，真正的理性討論或許難在網路上發生，但「在現場，它就有機會。」「報導讓我們看到問題，對話才讓我們重新相信彼此。」她說。

 

劇場  讓對話重新開始

劉怡汝認為，劇場正是社會的縮影，能讓不同背景、年齡、身分的人共享當下。然而近年「共同經驗」愈發難建立。「以往人們認為藝術是值得理解與體驗的，如今我們必須更積極邀請、解釋、讓更多人理解為何要進劇場。」她說。

兩廳院近年致力於創造「場域」——一個讓人能看到不同觀點、甚至「不認同」的場域。「因為藝術不是要提供標準答案，而是提供不同問題。」

 

在不被攻擊與真誠對話間找平衡

「藝術能改變社會嗎？」劉怡汝問。她回答：「也許不能立刻改變，但能讓人暫時放下防備。」觀眾走進劇場，看的是故事，也是看見別人的人生。兩廳院多年舉辦聚焦性別暴力、移工、環境、城鄉差距等議題的節目，「只要觀眾願意進場，那個『願意』本身，就是開始。」她相信，劇場的角色是創造空間，讓人能彼此聆聽。

 

劉文說，在這個節奏飛快的時代，媒體、劇場與學術其實都在對抗那個「快」。

「唯有慢下來，才有理解的機會。」李雪莉補充：「在分化的時代，我們要有勇氣去聽見彼此的不舒服。」劉怡汝則微笑說：「歡迎走進劇場，劇場讓人重新學會共處。」

 

媒體人的心防與修復

現場民眾提問，如今偏激言論充斥社群媒體，媒體人如何調適心情、維護身心健康？李雪莉表示，新聞媒體與自媒體最大的不同，在於責任與風險管理。「新聞媒體必須在法律基礎上發言，不得使用煽動性標題或簡化內容，必須保有脈絡。」

 

《報導者》原則是若記者被點名，李雪莉說不會讓記者或當事人單獨面對輿論壓力，而由編輯台統一回覆，並由社群、編輯、核稿人共同討論應對。她也透露，《報導者》與診所身心科簽約，提供長期關注戰爭、性別暴力等議題記者心理支持，並提醒同事不要在政治議題下留言或按讚，以免被追蹤，「這是我們保護同事的方式。」

 

情緒能推動議題嗎？

現場亦有民眾提問：情緒化言論是否有助議題推進？劉文認為「答案是肯定的」。她舉MeToo運動為例：「那些被指為不理性的文字，其實是創傷經驗的真實呈現。」劉文舉例，在社會中，女性用情緒說話常被質疑不可信，「這本身就是不平等。」她分享從歷史看，法律與社會運動的推進，背後都有情緒與故事，「關鍵在於我們對話的目的，是策略，還是理解？先理解情緒，再處理議題，才是前進的關鍵。」

 

劇場的打開與分眾挑戰

也有民眾問，面對媒體分眾化挑戰，兩廳院如何兼顧普及？劉怡汝表示，兩廳院有一半經費來自政府，「我們不能選擇性服務，沒有只為特定族群存在的理由。」她指出，每年約有六十萬人次走進兩廳院，希望能提升至百萬人次。「以往報紙媒體有『魔幻子彈效應』，但如今已不可能，我們更要靠內容多元吸引觀眾。」

 

她分享：「春天有『台灣國際藝術節』，主題『繁華盛開』；『新點子實驗場』前衛挑戰視覺；『秋天藝術節』聚焦社會議題；『兩廳院夏日爵士』則延續二十年傳統，邀請國內外頂尖樂手。歡迎大家走進劇場，買票支持。」

 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這場對談中，兩廳院特別為聽障者安排即時聽打字幕服務，透過即時轉譯文字與符號，讓聽障觀眾也能同步參與，盡可能降低溝通障礙。「我們的目的，就是讓更多人能走進劇場，不受任何限制。」劉怡汝說，「努力降低所有障礙，讓每個人都能接近表演藝術。」

 

在這個分裂與喧嘩的時代，兩廳院與《報導者》嘗試用對話、用劇場、用真誠的傾聽，修補裂縫。

 

或許，面對偏激，我們不必急於辯贏；只要願意彼此聽見，就已經是一種開始。